关学思想与地方志传承具有共同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
在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化之林中，张载创立的关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独树一帜，成为以关中地域命名的著名学术派别，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
地方志是我国古代以来始终坚持并不断发扬光大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能够代代相传，历代方志记载功不可没。如今在回归传统文化的大趋势下，挖掘、探讨关学思想与地方志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二者深厚的历史渊源，剖析它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无疑有着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一、守土有责的自然属性。
关学思想产生的土壤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陕西关中，这里早从6000年前起，就有了华夏最早的半坡文化，人文始祖---炎黄二帝就在这里肇造了最早的华夏文明，后来历经周秦文化、汉唐文化的不断洗礼，一次次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文明史的高峰，因此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沁润着中华文化的营养，是毫不过分的。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催生出了张载的关学思想。关学是在北宋王朝实行重文轻武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史传张载善于思考，穷究义理，仰思俯读，著书立说最终成为一代宗师。他创立关学学派的的一个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佛教对儒学独尊地位的巨大挑战，当时的民众，对佛教盲目推崇，致使天下佛教寺观随处可见，遍布域中。佛教强调的是修行来世因缘，忍受当世苦难，顺应了底层劳动人民对现实的委曲求全和安于现状，助长了全社会自上而下的消极颓废思想蔓延，使民风民气充斥着随处可见的颟顸迂腐。对此，张载甚以为忧，针锋相对的提出佛教所宣扬的世界是虚无幻灭的，没有揭示出客观世界变化的基本规律，用今世的现象去印证往世的缘由，从根本上颠倒了大与小、因与果的关系，世间根本不存在鬼神等虚幻之物。他勇敢地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维护本土文化的责任，向流行一时的外来佛教文化发出质疑、责问，并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挞伐。在距今997年的北宋时代，能有这样的勇气和胆识，不能不让人感受到这位哲人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和挚爱。
地方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土生土长，由来已久，是我国独有的文化传承形式，扎根于本土的现实，坚持社会发展变迁的真实性，强调历史一脉相承的连贯性，贴近生活的本源，以记载当代各项事物的真实存在为使命，是一个地方历史与现状的真实写照。不仅记录当地风土人情，而且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启迪后人，总结经验，提供借鉴，具有最接地气、最富说服力、最能教育人的诸多特点。地方志说到底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各地不同的地理地貌、风物民俗、重要任务、历史事件从纵剖面的真实记述，使各种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焕发出鲜活的生命，从而构成中华民族五彩斑斓的多元文化特色。已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正是因为有了地方志这种独特的文化载体，才使我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变得那样的丰满生动，大量的生活原始通过方志记载与国史、谱牒相互印证，形成宏观与微观结合、现实与历史结合、事件与人物结合的立体画面，将本土文化的载体功能与传统思想的深邃精辟融合得天衣无缝，实在是关学优秀传统文化与地方志独特功能最大的共性所在，通过这个视角去审视必定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启迪。
二、身体力行的文化自觉。
志书是为政者案头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张载一生曾三历外仕，先后任过祁州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签书渭州军事判官，据当地志书记载，他在施政时，必先遍览地方文献，延请尊长询问，了解当地民俗风尚，然后制定方略一一施行。他在云岩治理县政时，就是做了大量调查研究之后，确立了敦本为先，教化为主，善俗为务，以辅政事的施政纲领。清代《眉县志》专列一编张氏道统录对其一生行状集中载述。他的弟子吕大临撰文这样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招乡人高年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议，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招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由于他本身素养所带来的这种文化自觉，已经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当中，故而在当时使得云岩全县，政令严明，垂教化民，民俗民风大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安然。恰恰是他这种有益的实践，完整的将中国士大夫与生俱来的文化自信与自觉表现得淋漓尽致，才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反过来，秉笔直书的志者又将他这一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如实记载，传留到今，为我们展现了历史的真实原貌，让我们从中得到许多的教诲和收益，十分难能可贵。
他提出青年人要多参加实践，多调查研究社会的实际问题，不要被应试教育所桎梏。这一认识直到今天仍不失为跨越时空的先见之明。因此，我们拨去千年云雾，依然可以窥见先贤的文化智慧，不能不说是地方志带给我们的绵延福泽。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语出《礼记·中庸》，是儒家文化一直崇尚的治学态度。张载的关学思想全盘接受并推广了这一儒学要义，意思是要博学多才，就要对学问详细地询问，彻底搞懂，要慎重地思考，要明白地辨别，要切实地力行。这些研究学问的基本要求与地方志工作遵循的原则高度一致，把它贯穿于修志的全过程，可以说完全是相通的。编修地方志对修志者同样有这样的要求。历代修志者必须是一方之通才，必须熟悉和掌握当地地情并掌握相关门类的学科知识，对得到的资料审慎地探问、深入地追问，谨慎地思考、周密地思索，明晰地分辨、认真地考证，谨慎的甄别，准确地录入，这既是文化人探求学问的必由之路，也是修志者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具体实践，可以说它贯穿于编修佳志的全过程。仅此我们可以毫无疑义的得出一个结论：关学文化与地方志文化在阐述传统与历史的严谨性、真实性上是高度一致的。
北宋时期正是我国方志的重要转型时期，当时开始由图经向方志转化，方志这一特殊的文体开始逐渐占据主流。宋人所编的方志，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志书必须注重资政、有益教化、有益劝鉴、有补于世。所以各地官吏到任后必先索取图经、方志，以求了解当地山川形胜、民风物产等等，著名的朱熹下轿伊始问志书故事就发生在他任职南康军时。一代代文化人，自然而然包括修志者通过博学审问认知事物，慎思明辨修养品性，笃行实践文化自觉，潜心治学著书立说，字斟句酌揭示规律，择其要义传之后世，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志典籍，寓观点于志，行不言之教。这是关学流派的文化主张与地方志最终目的高度契合的最终产物。
三、气势恢弘的家国情怀
近年来，宝鸡市地方志工作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做了大量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建设性工作，尤其有一个五千万的说法，可谓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振聋发聩，鼓舞人心。大意是我们地方志工作和地方志工作者走过千山万水，遍访千家万户，历尽千辛万苦，写下 千言万语，流传千秋万代。它是对地方志工作内容、形式、过程、意义的高度概括，很好的解决了长期以来地方志工作备受冷落、士气不振的问题。无独有偶，早在一千多年前，关学缔造者张载就认识到了同样的问题，他认为人生在世，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时空定位，解决我是谁这个基本问题。众所周知，国史、方志、谱牒乃现代史志的三大版块，在张载的大力倡导下，他的家族开始创制谱牒，在他的带动下，从晚唐以来逐渐没落的谱牒文化重新开始兴盛。张载后裔80万人至今皆有据可查，证明了他对家的无限眷恋珍爱之情。
确定了我是谁之后，张载深切关注的是我该怎样生活的问题。他从自身做起，高度重视对家族子弟和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教育，无论居家还是讲学，始终把道德礼仪贯穿于家族培养和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如果他的视野仅仅局限于此，那只能说他是一个智者、贤者。但是，他用他丰富深邃的思辨和超迈绝伦的思维，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充分体现了他身居陋室，心怀天下的博大胸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道出了天下读书人最伟大的雄心和抱负，为他们指明了读书学习的最终目的与意义。
熙宁九年（1076）秋天，57岁的张载完成了《正蒙》这部完整体现他哲学思想精华和体系的重要著作。这里他提出了被后世称道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只有22个字，但其所蕴藏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用较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要探究宇宙的规律，寻求人类健康发展的真理，继承先贤圣人的进步思想，用先进的思想方法治国理政，保证整个国家乃至人类千秋万代都过上幸福无忧的美好生活。张载所言 四为，集中体现了他的使命意识和精神气象。
以天下为己任，忧患民命民生，笃实尚行，经世致用，民胞物与，这些伟大的思想情怀，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张载的案头文牍，而是积极自觉地融入到治世施政行为之中。横渠四句包含着对有治学治世之力英雄豪杰的崇高期许，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后来，张载的学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等，制订和实施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 村规民约《吕氏乡约》，这一真实的往事最近几年，被连续拍进电影、电视剧《白鹿原》里，琅琅诵读声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如隆隆雷声，传之四方，经久不息。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赞扬说：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治天下者以史为镜，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张载发思古之幽情，关学振大汉之天声。关学思想、张载的家规家训历久弥新，存入国史，载入方志，录入谱牒，两大优秀传统文化奇妙汇集一起，跨越千年岁月洗礼，在今天仍然焕发着独特的精神能量和智慧魅力，展现了气势不凡、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
四、矢志不渝的历史担当
无论是地记、图经、方志，从古到今，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其强烈的时代印记、时代特点，编志者的生活经历也会对其治学著述产生一定的影响，作为一代大师的张载也概莫能外。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他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这是一个在朝廷内掌管修订文史工作的官职，可以说是与今天的地方志十分相似和接近的工作，这一期间，他有时间和精力大量阅读崇文院所藏的古代典籍，对他早已形成的渐复三代之法、实行井田制、土地收归公有等观点，又增添了新的认知，对他以后学术思想的形成不无裨益。他在对待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敢于直言进谏，直抒己见，初步展现了他大公无私、刚正不阿、无私无畏的勇于担当精神。正如他对自己的评价一样：某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大凡事不惟于法有不得，更有义之不可，尤所当避。实际上他对变法的态度就是他忧心生民如何安身立命的政治立场。这表明了关学思想与地方志文化在对待个人历史定位、为政者历史责任和探求事物本质的认知感等方面，有着惊人的高度一致。
地方志对社会的认知，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地方实情的基础上，因此更加符合实际。这一点在张载的思想里也有集中的体现：熙宁二年张载赴汴梁应宋神宗赵顼之召，神宗向他垂询治国方略时，他答以渐复三代之法，主要意思是逐渐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特别是西周的井田制。其实他并不是反对改革，只是不同意王安石疾风骤雨式的改革而已。他主张渐复，就是因为他认为虽然新法也是为天下谋利，但要以得到百姓的支持拥护为前提，要与人为善，不能强加于人，否则就不会得到支持。他再三强调的井田制，是他渐复三代宏论中一项较为具体的良性改革方法，他建议有地者以田官为补偿，以租税维护其原有利益；无地者有了土地后，自然乐于从命，这样是大家都得到利益，即使少数人不高兴，也不会公然反对，应为这是合乎民心，顺乎名义，体恤民情之举，只要积极推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这些政治见解在他的横渠四句中可以找到明显的印证，即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无独有偶，清代方志大家章学诚曾经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关于如何由官方出面组织地方志编修大事，除了论及设置志科修志机构外，在谈到地方志重要性时，提及同样的见解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异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而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盖以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所谓师三代之遗意也。
而当代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辨证唯物主义思想原则，本着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碑立传的目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力求全面、客观、真实、准确记述一个地方自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各项事物的发展变化、基本情况和历史成就。根本目的是鉴古察今，更好的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社会文明，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与努力方向，由此可以看到，古老的关学和当代地方志文化在价值追求上是基本一致的。
地方志的根本任务就是记录历史真实，章学诚说过志乃信史，经世致用体现在编修地方志的始终。二者知识体系的建立，源于对广博的基础知识的拥有和思辨方法的确立，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然后再去验证、指导自己的实践，因而这样的理论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张载在研究关学的时候，既没有今天的先进条件，也没有可资利用的参照成果，唯一可用的就是学究天人的锲而不舍，在那样的时代，他凭着超人的理性思维精研学术，涉及哲学、文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地理学科，建立了自己完整的学术体系，并且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就学术论学术的范畴，提出了横渠四句这样超迈绝伦的文化追求，制定了正蒙、砭愚两篇纲领性的读书人规则，后世人称东铭、西铭，无数人引以为座右铭。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关学及其创始人张载留正气给天地，遗清名于乾坤。
地方志这一独特的学问，是经过历代修志人的实践，逐渐丰富起来的。一些今天看起来早已成为共识的观点，也是经过不断争论才确立的，比如述而不作志以辅政教文人不能修志等。地方志提倡为文质朴，不着虚词赘语，记地方之全貌，述历史以真实。面对浩如烟海的史志作品，我们不能不感喟地方志文到极处无奇手，质朴为章能裕后，山水人事只本然，万古千秋传世久。
无论张载的四为，还是地方志的五千万，都涉及到人类的价值目标、生命意义、道统传承、社会理想，展现了传统文化博爱的情怀、远大的志向和强烈的使命意识与历史担当，我们必须从继承的高度、弘扬的广度及研究的深度全面吸收其优秀精华，与现实紧密结合，服务当代，造福后世。（眉县地方志办公室 杨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