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青年的悲剧命运（二）
吕西安和大卫的教训
《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不是一个英雄，甚至也不是正面人物（当然也不是反面人物），作者是把他作为思想性格有严重弱点，而又有相当天赋的一类青年来刻画的。这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的典型环境中的一种典型性格。他聪明、有才华，但是自私、虚荣，野心很大而又意志薄弱，总想抄近路一步登天，没有毅力在真学问上下功夫。所以他经不起浮华世界的引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堕落。
对这样一个人物，作者的态度是既有批判，也有同情。对于他的错误和失败，作者既不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完全归咎于个人。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正是通过吕西安自身的弱点起作用的。巴尔扎克对吕西安这个人物的描写，正像恩格斯所称赞的那样，在“富有诗意的裁判”中，包含着“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吕西安的弱点，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暴露，但也是随着环境的变迁逐步发展深化的。在最初阶段，吕西安自私自利的劣根性还只是思想深处的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在巴日东太太的培育下绽出了胚芽。最后是巴黎的腐臭土壤使它获得了恶性发展，一步步排斥了他天性中尚属天真、善良的一部分品质。
吕西安初到巴黎，也曾下决心用功，在德·阿泰兹的小团体鼓舞下，一度走上奋发向上的道路。但是巴黎的贫富对比太强烈了，没有坚定的信念，很难不受引诱。吕西安先在繁华地段见识过了高等社会，一下子跌进拉丁区的五层阁楼，所受的刺激当然更深。“天哪！无论如何要有钱！”——这是吕西安在巴黎的第一个感受。
吕西安在巴黎受到的第二个刺激，就是谁都不看重艺术和荣誉，连文坛、出版界也只谈生意经。过去他看得多么神圣的诗歌，在出版商眼里只是一宗赚钱或赔本的买卖。吕西安在外省时，只恨那些心胸狭窄的贵族不懂诗歌，以为巴黎的一切都对天才笑脸相迎。到了巴黎才知道，书商唯恐出版新作家的作品使他们亏本；文坛生怕多一个同行来参加竞争。自从卢斯托带领吕西安见识了出版界的秘密，了解到文坛内部丑恶的斗争和一般人猎取名声的手段，吕西安就对小团体的道路产生了动摇。
对吕西安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卢斯托等人的记者生涯。当他眼见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写出的即兴文章，比苦熬几年写成的大作品容易挣钱；寻欢作乐的生活比阁楼上的清苦日子不知快活多少倍；加上新闻记者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权势，分明能使誉满全国的作家向他们低头，叫圣日耳曼区的贵族对他们让步。以吕西安那样轻浮的性格，怎肯放弃唾手可得的快乐，而下十年苦功去追求渺茫的荣名呢？所以尽管有小团体的劝阻，有卢斯托的前车之鉴，吕西安仍然不顾一切地往新闻界的泥坑里跳。他并非有意要干无耻的勾当，只是一旦与报馆经理签订合同，他的笔就由不得自己指挥了。一开始吕西安的良心还提抗议，后来听了记者们一套套厚颜无耻的理论，居然觉得有理。他终于学会了新闻界的捣鬼术，成了批评界的一根棍子。批评拿当的几篇文章写下来，一阵阵喝彩声冲昏了他的头脑，出版商上门讨好更使他飘飘然。他尝到了权势的滋味，哪里还想清清白白做人。恶言秽行见得太多，慢慢也就不以为怪了。
记者的威风为他敲开了贵族社会的大门。这是吕西安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当时他志得意满，只道自己的才貌可以征服世界，殊不知受过他攻击的贵族只是为了断送他才拉拢他。他们用改变姓氏作钓饵，把他的野心燃得旺旺的，意志消磨得软软的，只等他倒向保王党，失去自由党支持时，就把他一棍子打死。外省来的诗人没有经验，完全没有料到满脸堆笑的“朋友”在他周围设下了层层圈套。他被手段高明的贵族妇女灌足了迷汤，整天沉湎于声色娱乐，变得和所有的记者一样，只靠转卖赠书、戏票和一点零碎文章换取零花钱，再也不想用功了。既然呕心沥血写出的严肃深刻的作品往往遭人诽谤、糟蹋，何不死了文学上那份雄心，转而谋求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呢？
就这样，一个有才能也有抱负的青年，一步步被巴黎社会改造成无耻的文奴，卷进了党派间的恶斗，甚至不由自主地背叛了他最尊敬的朋友。最后吕西安腹背受敌，同时也遭到小团体里正派朋友的唾弃。
作者在刻画吕西安的思想演变过程时，一方面揭露了社会对他的毒害，同时也随时批判吕西安的性格弱点和他所选择的道路。作家之所以举出德·阿泰兹的小团体与他相对照，意在说明：尽管社会环境险恶，但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恒久的努力，仍然可能战胜急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在《幻灭》第二部初版序言中，作家曾这样说明他的意图：“至少人们可以从这部书里理解到：为了获得高尚而纯洁的荣名，恒心与正直可能比才能更为重要。”
在巴尔扎克的时代，人的价值刚刚从封建的羁绊下解放出来，个人的荣誉和成就正是年轻人普遍的理想追求。然而实现理想的途径却是各各不同的。作家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为读者指出一条正当的、清白的自我奋斗的道路。他描写小团体的成员洁身自爱，不受虚名浮利的引诱，也不卷入任何党派斗争。他们互相尊重对方的政治主张和哲学信仰，在生活上、学业上互相帮助。凭着长期耐心的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终于在自己的学科上取得了卓越成绩。也许在某些读者看来，这些人的形象远不够“高大全”，他们一般没有改变社会现状的雄才大略，只求在这个污浊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清白，寻求个人的出路。（他们当中唯一抱有改造世界的宏图壮志的，是主张欧洲联邦制的克雷斯蒂安，但他也来不及有所作为就牺牲在一次并非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效力的战斗里。）不过，在当时的一代青年中，这部分人的确堪称优秀分子。他们为数不多，常常被看成不通情理的怪物，但人类科学文化的进步，都是和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是仅有的一些能够在巴黎的黑风浊浪中不迷失方向、坚定不移地朝既定目标航行的人物。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许多篇章中，都描写了这类人物。
与小团体的道路相对照的，是一条用欺骗盗窃、投机取巧的手段猎取名利的道路。这就是斐诺已经取得成功、卢斯托正在走的道路。在巴尔扎克看来，想要出人头地，只有这两条路。前一条路是艰苦的、漫长的，然而清白可靠的路。要走这条路，吕西安缺的是坚强的意志和恒心。后一条路是肮脏、危险，然而表面看来是名利双收的捷径。要走这条路，吕西安却又缺乏作恶的经验与本领。因此，吕西安两条路都没有走通。
很明显，作者在小说中从两个完全相反的角度为吕西安总结了经验教训：德·阿泰兹对吕西安的错误作了道德的批判；伏脱冷却从恶的观念总结了他失败的原因。当吕西安失败还乡，一错再错，终于在本乡不能立足，几乎走向绝路时，化装成西班牙神甫的伏脱冷出场，完成了吕西安最后的教育。
伏脱冷用赤裸裸的语言，道破了大人先生们成功的秘诀，发挥了一通马基雅弗里式的人生哲理，结论就是要吕西安抛弃一切幻想，扫尽脑中残余的童心，当一个心狠手毒的伪君子：“你的社会不再崇拜真正的上帝，只崇拜金犊了！那是你们的大宪章制定的宗教……等到你用合法的形式挣到一笔财产，成了富翁，做了德·吕邦泼雷侯爵，你就好奢侈一下，讲节操了。那时你尽可以自命为高尚、清白，没有人敢反驳你，即使你挣家业的时候做过不高尚、不清白的事……只要记住一点：定下一个辉煌灿烂的目标，藏起你的手段和步骤。”既然“所有的对手都不讲道德，偏有个野心家抱着一肚子道德观念跟他们竞争，那不是幼稚是什么？”
伏脱冷在《幻灭》中扮演了梅菲斯特的角色，他清除了吕西安最后的幻想，埋葬了他最后一点儿善恶之心。从此吕西安把灵魂交给了魔鬼，为他今后在《烟花女荣辱记》中的进一步堕落埋下了伏笔。
大卫·赛夏是与吕西安类型完全不同的一个青年。他正直宽厚、纯朴善良。他没有什么野心，唯一的愿望是为他所爱的人谋幸福。他不打算往“上流社会”钻营，也不想去巴黎冒险。但他并非没有才能或抱负。他用全副精力从事一项科学发明，想挣起一份家业支持吕西安成名。因此他的思想并没有脱离那个时代的潮流，只是他在生活中把自己放在了与吕西安完全不同的位置。他谦虚、胆小，总以为自己是牛，应该埋头耕种，而吕西安则理当去做鹰。
大卫、夏娃和夏娃的母亲本是欲望不高，又能吃苦耐劳的人，原可靠着一爿不死不活的印刷厂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不幸他们对吕西安的一腔热望，把全家拖进了无边的苦海。吕西安的巴黎之行，几乎刮光了全家的口粮；三千法郎期票，成为库安泰兄弟迫害大卫的把柄。这一对如狼似虎的兄弟于是勾结诉讼代理人对大卫下毒手，一步步逼他交出全部发明权。
大卫·赛夏是个正面形象，代表着高尚正直的道德理想。他并不缺乏恒心与毅力，却仍然遭到惨败。原因是他的心地过于单纯，对现实缺乏透彻的理解，不像德·阿泰兹等人对人对事都有极冷静的分析。他在虎狼成群的社会里毫无自卫的准备；出没在生存竞争的枪林弹雨中，却不穿铠甲，不戴头盔。因此大卫当科学家绰绰有余，做买卖必定亏本，竞争中必定失败。他识不透旁人的虎狼之心，所以处处要受到伤害：他的父亲剥削他，学徒欺骗他，同行和诉讼代理人合伙暗算他。最后他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只好放弃发明家的理想，在田园生活中了却一生。大卫的失败深化了《幻灭》的主题，因为它证明了即使正直而有恒心，失败的机会仍然多于成功的可能。这就使读者对社会环境的压迫获得了更深刻的感受，对一代青年的悲剧命运寄予更深切的同情。
从吕西安和大卫的失败教训，可以看出作家思想上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巴尔扎克在德·阿泰兹等人身上寄托了他对人的理想。德·阿泰兹的道路也就是作者为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但是作者在鼓吹这条天堂之路的同时，又以同样令人信服的语言，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生活中的胜利者往往是一些不择手段的恶棍。无论在巴黎或外省，无论是政界、工商界或文艺界，每一场角斗都是精明狡猾、阴险毒辣的一方占上风，忠厚老实者只能吃败仗。
巴尔扎克从来不曾陷入善恶有报的庸俗观念。在他笔下，恶贯满盈、最后遭到毁灭的例子也有，但并不是道德的胜利。他承认“恶”的力量，承认生存竞争中实际存在着的弱肉强食的规律。伏脱冷的长篇议论，是巴尔扎克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生活法则和竞争法则的本质概括。不能说作者赞同这些法则，但他认为这些法则注定要统治整个社会和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巴尔扎克曾说魔鬼的引诱比上帝的召唤更有力，他承认物质的力量常常超过精神的力量，所以他把德·阿泰兹的道路描写成只有极少数具有殉道精神和超人意志的优秀分子才能坚持的道路；而大多数人却总是盲目地受现实生活播弄，不由自主地卷入残酷和令人恶心的勾心斗角之中，最后不是堕落，就是绝望、消沉。
巴尔扎克是个铁面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经常充满热烈地想象，但他尊重现实，尊重生活，从不认为自己有权按照主观愿望去篡改生活。所以他身为保王主义者，却并不把保王党描写得比资产阶级自由党高尚；他主张君主制，却并不妨碍他把牺牲在圣梅丽修道院的克雷斯蒂安赞颂为“法兰西最高尚的人物”；他憎恶资产阶级暴发户，却充分地写出了这个阶级的精明强干和他们胜利的必然趋势。巴尔扎克曾经谈到：“艺术家就是这样的人：他是某种专横意志手中的驯服工具，他冥冥中服从着一个主子。”对巴尔扎克说来，这个“主子”就是生活本身。他按照生活的逻辑写作，因此，他在《幻灭》的结尾不写恶人受到惩罚、报应，却写出库安泰兄弟后来挣得几百万家业，当上了议员，进了贵族院，还有希望出任内阁部长；恶讼师柏蒂克洛当上检查官，前途无量。这些人注定要成为法兰西的统治者，而德·阿泰兹们至多不过成为经常受攻击的著名作家、学者或医生罢了。
巴尔扎克曾说：“艺术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四十余万字的《幻灭》，容量当然十分可观。上文不过是就其主要内容和主要人物作若干浅探，实际上书中涉及的问题要丰富深刻得多，值得分析的人物也不止吕西安和大卫两个。巴尔扎克的艺术不以文笔的清新和情节的曲折取胜，而以人物形象的多姿多彩和形象本身所包含的哲理深度见长。《幻灭》中的人物，不仅吕西安和大卫刻画得意味隽永，发人深思，几个次要人物如赛夏老头儿、巴日东太太等，也都写得血肉丰满，挖掘颇深。《幻灭》中伏脱冷的出场只写了一小节，此人的音容笑貌却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的短短几段话，比某些长篇巨著的思想内容还深刻。就在同时代的雨果为被判苦役的小偷鸣不平时，巴尔扎克却通过伏脱冷的嘴冷静地道出：“可是那些伪君子心里明白，法官把窃贼判罪是维持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壁垒，那壁垒是推翻不得的，否则社会就要解体；不比闹破产的商人，夺遗产的能手，为了自肥而扼杀一项企业的银行家，不过把财产换了个地方罢了。”何等一针见血的议论！足以证明巴尔扎克不愧为马克思所称道的“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作家。
正像德·阿泰兹认为不精通形而上学，一个人不可能出类拔萃，巴尔扎克认为不具备透视事物真相的能力，就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他无意于让读者从他的书中获得轻松的享受，而以能引起读者对现实关系的思考而自豪。巴尔扎克曾说：“一个见信于人的作家，如果能使读者思考问题，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没有思想的艺术作品好比没有血液的肉体，巴尔扎克的作品却和他本人一样血气旺盛。读者有时甚至会被他那像潮水般涌流的思想冲击得晕头转向，有的读者也许会不喜欢他那种滞重的风格和过分拥塞的思想。然而这正是巴尔扎克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他的作品耐人寻味之所在。无怪乎拉法格认为：“凡是觉得巴尔扎克沉闷的读者——这种人在读书的公众之中形成大多数——绝不会欣赏一部深刻的作品。”恩格斯则热情洋溢地宣称自己“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极大的满足”。
巴尔扎克的小说，属于并非哲学家的文学家所能写出的最有思想深度的小说。他是头脑无比清晰、目光能穿透一切的艺术大师，是敢于道破事实真相的优秀的历史解说员。他不曾抄袭任何书本上的现成结论，而是从生活中大量的感性素材出发，大胆地探究社会历史的本质，哪怕违背自己的政治信念得出与愿望相反的结论。因此，这个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保王党人，这个宣称自己“在宗教和君主制这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的“顽固”分子，竟然出乎自己意料地，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做印证。
一九七九年九月初稿
二〇〇二年修订
----------完----------
作者：[法国] 巴尔扎克